2022年，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依法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1.13万亿元，主要用于留抵退税和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支持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央行有合理利润并上缴中央财政，用于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财力保障，主要得益于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审慎的财务预算制度。

近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为保持基本稳定的央行利润提供了重要条件。当前，人民银行利润主要来自历年外汇储备按照市场化原则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开展投资所实现的经营收益。稳健货币政策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没有大起大落，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基本稳定，货币政策操作利息收入和支出大体相当，为保持基本稳定的央行利润提供了重要条件。相较而言，全球一些央行在应对疫情冲击期间大规模购买国债等资产，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当利率快速上升时，央行资产负债表及财务状况都受到影响。

在完全核销历史成本的基础上，2022年人民银行依法上缴了所有的历史结存利润，并对外公开披露，这是提高央行财务透明度的重大进展。过去人民银行承担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农信社股份制改革等金融机构改革成本，要从历年人民银行的收益中逐年核销。过去十几年，人民银行坚持将部分利润用于消化金融机构改革历史成本，同时在多数年份也向财政上缴利润。经过多年不懈努力，2022年人民银行完成了金融机构改革历史成本的核销任务。在此基础上，人民银行依法上缴结存利润，并对外披露，既体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联动，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也是实质性提高现代央行财务透明度的重要体现，有助于夯实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财务基础。

人民银行在保持资产负债表健康可持续的前提下，依法向财政上缴利润，不会造成财政向央行透支，也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央银行的职能是保持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服务于公共利益，开展工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健康可持续的央行资产负债表，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强化金融服务的履职基础，既保障了央行实现币值稳定、控制通胀的可信度，也确保了央行能够有效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下阶段，人民银行将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推动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会计标准，充实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和资本，实施审慎的资产损失拨备制度，实现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可持续，进而保障人民银行依法履职，实现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并以此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稳货币是稳经济、稳就业、稳物价的重要基础，实施好稳健货币政策的一个关键要求就是“稳”。从逆周期角度看，宏观经济是一个不可中断的连续过程，稳定不稳定的经济是金融宏观调控的根本要义。货币政策主要是熨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总需求波动，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对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的破坏。从跨周期角度看，货币政策要在力度上保持稳健，防止因“大水漫灌”带来过度投资、债务攀升、资产泡沫等问题，并在结构上精准发力，通过优化结构增加经济的内生稳定性，保障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体现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随着宏观经济和物价水平持续保持稳定，居民对未来收入、企业对未来经营、外资对经贸往来的预期更加稳定，有助于提升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消费和投资、内需和外需良性互动循环的确定性，这将进一步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使得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较小的政策成本来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过去五年，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的支撑。这五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受到一定制约，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红利弱化，近来又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一些领域风险上升，宏观稳定的重要性更为凸显。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始终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稳字当头，以稳应变，维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经济下行时不搞大水漫灌，经济回升时也不急转弯，用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应对内外部的不确定性，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是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稳固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2018年以来累计实施14次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超11万亿元，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等工具，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2018-2022年M2年均增速为9.5%，与同期7.8%的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并适当提高，有力支持了宏观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是利率调控以我为主，推动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通过创新实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等方式，引导实际贷款利率稳步下行。面对主要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的挑战，从优先确保国内发展的角度出发，没有选择跟随加息，在降息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仍适度引导政策利率下行，确保利率处于合理区间，以首先适配稳定国内需求和就业的需要。政策效果明显，企业贷款利率由2018年高点的5.60%降至2022年12月的3.97%，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从5.75%降至4.26%，公司债利率也有下降，切实降低了实体经济债务负担，持续激发有效融资需求。

三是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导向，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始终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同时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退出常态化干预，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近年来即使在汇率贬值压力较大的一些时期，人民银行都坚持主要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间接调控，总体看，人民币走势由外汇市场供求情况决定。2019年以来，在市场供求作用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曾三次“破7”，但很快又回到7下方。2022年发达经济体快速加息，美元指数走强，人民币短期内走弱，也完全是由市场驱动。人民银行采用了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既将国内目标放在首位，又确保汇率由市场决定，同时稳定好预期，发挥汇率作为宏观经济稳定器和应对外部冲击缓冲器的作用，有效应对本轮外部冲击，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和宏观经济稳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从历史长视角来看，人民币属于强势货币，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近20%，对一篮子货币升值了40%左右。

在“稳”的基础上，人民银行创新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高质量发展增强“进”的动力。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制约，但主要矛盾在供给侧。结构性货币政策“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发挥总量、结构、价格三重优势，统筹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促进金融资源向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2018年，牵头设计信贷、债券、股权“三支箭”政策组合，扭转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同步收窄局面。2020年疫情暴发后，从供给端入手保市场主体，分阶段推出3000亿元、5000亿元和10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越来越市场化，政策覆盖面越来越广。设立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工具，到期后接续转换为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加大。2021年以来，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科学有序助力绿色发展；推出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等专项再贷款，强化对重点领域的精准支持；指导设立两批次共7399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撬动有效投资；适时出台3500亿元保交楼专项借款、2000亿元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支持房地产市场稳健运行。截至2022年末，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约6.4万亿元，约占人民银行总资产的15%。

总体看，稳健货币政策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实现发展较快、就业充分、物价稳定的优化组合。2018-2022年，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5%，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年均新增城镇就业超过1200万人。2022年我国CPI同比上涨2%，远低于8%以上的全球平均通胀水平，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保持了物价基本稳定，过去五年、十年CPI平均通胀率也均为2%左右，实现了主要经济体长期追求的2%通胀目标，居民通胀预期保持平稳，为中长期物价基本稳定奠定了基础。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精准有力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引导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激励引导作用，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的战略支撑和“进”的战略空间，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过去五年，人民银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会同有关部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不断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有效应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考验，维护了金融安全稳定发展大局，为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一、精准有效处置重大金融风险

遵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精准有效处置重大金融风险，全面清理整顿影子银行和非法金融活动。经过三年集中攻坚，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势头得到遏制，金融业脱实向虚、盲目扩张态势得到根本扭转，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一是有效处置重点高风险集团风险。对“明天系”“安邦系”“华信系”、海航集团等资产负债规模大的高风险企业集团进行“精准拆弹”。果断接管包括包商银行在内的10家“明天系”金融机构；新设大家保险对安邦集团实施拆分和重组；完成华信集团整体合并破产，保障全体债权人依法公平受偿；海航集团破产重整执行完毕，老股东权益清零，保障了债权人权益，保证航空主业安全运营，维护了社会稳定。

二是有序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顺利完成恒丰银行等重点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哈尔滨银行、甘肃银行财务重组和增资扩股方案顺利实施。2020-2022年新增55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支持配合相关地方政府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数量总体下降。

三是全面清理整顿影子银行和非法金融活动。出台资管新规及配套实施细则，统一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标准，重点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和交叉性金融产品，“类信贷”特征的高风险影子银行较历史峰值压降近30万亿元。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完成，近5000家P2P网贷机构全部停业。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过去五年累计立案查处非法集资案件2.5万起。

二、加强维护金融稳定制度机制建设

五年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体制机制建设有力推进，金融法治建设持续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进一步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体系不断健全，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迈上制度化、法治化轨道，金融稳健运行的制度基础不断夯实。

一是金融稳定立法工作成效显著。人民银行和相关部门持续推进金融稳定立法，相关工作取得重要进展。202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金融稳定法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草案总体思路是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着力完善金融风险事前防范、事中化解和事后处置全流程全链条的制度安排；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压实相关方的风险处置责任，既防范系统性风险又防范道德风险；坚持权责一致，立足国情，依法合理界定职责分工，健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

二是实施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截至2022年9月末，全国共有4015家投保机构，存款保险50万元偿付限额能够为99.3%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障。持续加大存款保险宣传力度，公众认知度和公信力显著提升，2020年11月，存款保险标识全面启用，存款保险宣传常态化、机制化格局初步形成。不断完善风险差别费率机制，早期纠正成效初显，通过要求投保机构及时采取补充资本、控制资产增长、控制重大交易授信、降低杠杆率等措施化解风险，累计推动数百家机构退出问题投保机构名单。探索发挥存款保险市场化、法治化处置平台作用，支持重点区域和机构风险化解。

三是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定位于由中央掌握的应对重大金融风险的资金，资金来自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运营机构等主体，与存款保险基金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双层运行、协同配合，共同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在重大金融风险处置中，金融机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存款保险基金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等各方应依法依责充分投入相应资源。金融风险严重危及金融稳定的，可以按照规定使用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目前，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基础框架初步建立，已有一定资金积累，并且已在两个风险处置案例中得到实际运用。

四是不断健全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全面评估我国金融体系稳健性状况，自2017年起按季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央行金融机构评级，引导金融机构审慎、稳健经营。2020年底以来按季对央行金融机构评级1-7级的银行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及时识别苗头性风险并采取措施促使大部分银行异常指标回归至行业正常水平。连续11年开展压力测试，覆盖约400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五是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统筹监管。批准三家金融控股公司设立许可，稳妥有序开展准入管理和持续监管。出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规定，健全完善监管框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与建设规划，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提高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持续化解重点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风险，进一步推动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金融立法工作，持续强化金融业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坚持“治已病”和“治未病”相结合，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补齐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制度短板，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进一步促进消费是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内涵要求、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023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要推动消费增长保持向好态势，增强其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从历史上看，多数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消费成为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能，有利于支持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循环，提升居民福祉。这一特点在发达经济体中更为明显：美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过去五十年间由60%左右稳步提升至68%上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过去二十年的均值超过70%；欧元区、英国、日本的居民消费率也均超过50%。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经济发展阶段、储蓄文化、居住消费统计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收入、分配、社保、供给等领域也有短板，居民消费率相对较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深入推进，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居民消费率相应改善，但持续提高既有空间，也有挑战。

近三年来受疫情影响，我国消费动能进一步放缓。疫情三年（2020-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同比增速为2.6%，比疫情前三年（2017-2019年）低6.5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疫情持续扰动下，供需两端循环不畅、居民消费意愿不足：一是从供给看，疫情传播限制了诸多消费场景，导致“不便消费”，聚集型、接触型消费受影响更大。二是从需求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居民就业、收入、投资理财等均面临一定挑战，导致“不愿消费”。三是从信心看，疫情形势复杂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居民风险偏好降低、预防性储蓄上升，导致“不敢消费”。

展望2023年，上述制约消费回暖的因素有望缓解。一是疫情防控优化，消费场景拓展，近几年受抑制的探亲访友、休闲娱乐、旅游餐饮需求将趋于回暖。二是随着经济复苏曲线进一步上行，供给与需求、就业与收入有望形成相互支撑的良性互动。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消费信心恢复，前期积累的部分预防性储蓄有望逐步释放为实际消费需求。三是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出台落地，全国多地、多批次发放消费券，政策效果将逐步显现。从2023年以来的高频数据看，春节假期我国客流量、消费数据等均有所恢复。从国际经验看，主要经济体在疫情过峰后的1-4个季度里，出现了消费复苏向好的现象，并存在疫后比疫前消费更好的情况。也要看到，消费复苏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疫情三年居民收入放缓，资产负债表受到一定程度冲击，居民存款能否更多转化为消费尚待观察，未来疫情演进的复杂性也需关注。新市民和农民工的社保覆盖、失业和社会保险的全国调剂和统筹等影响居民消费的中长期因素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长期看，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离不开消费引擎的重要支撑，需坚定信心发挥好消费增长的战略推动作用。当前，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消费潜能。随着我国城镇化步入后半程、资本回报边际趋降、房地产发展模式演变，投资快速扩张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从经济结构更为均衡稳定的角度看，需要消费动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国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未来仍有提升空间。目前我国人均GDP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1.32万美元），但居民消费率还明显低于高收入国家水平。拆解来看，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GDP），前后两个比重的提高都很重要。前者可通过提升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实现，既要着力优化消费环境，增加高品质消费供给，引领创造新增消费需求，又要保持居民收入稳定较快增长，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增强居民信心和安全感，释放消费潜力。后者主要依赖于收入分配格局完善，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中低收入群体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总的看，中长期保持消费稳定增长既有必要又有空间，有助于更好实现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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